有人说，生育率下降是工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我国生育率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下降了50%，这是完全不能用工业社会的一般状态解释的。我国近几年的一连串错误政策，才是生育率下降速度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

从2016年开始至今，我国至少有四条不当政策沉重地打击了生育率。其打击力度之大，打击位置之精准，甚至令我不寒而栗，怀疑我国高层是否已经被敌对势力渗透了。接下来，我带大家回顾这四项断子绝孙的政策打击生育率的历程。

1. 涨价去库存。

我国在2016年通过货币化棚改的方式定向实行货币放水，卖掉了中小城市积压的库存房，大幅度提升了房价，进而通过土地财政解决了地方债问题。这项政策导致我国大量大学毕业生、白领工人群体从有希望买房定居的状态变为大城市工作小城市定居，最后变为在小城市也难以定居，最终对买房——结婚——生育这一社会主流为他们设计好的人生路线而绝望。

由于这一阶层的共识是需要购买住房才能结婚生育，所以，涨价去库存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这一阶层的生育率。把涨价去库存政策称为“房吃人”，一点也不为过。

2. 镇压工人运动，弱化、虚化工人权利。

毋庸置疑，我国工人阶级一直处境艰难。但是，和上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处境虽然困难却可以看到持续改善的希望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工人阶级虽然物质生活的绝对值比十年二十年前好得多，但是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处于随时都可以被“合法”地剥夺的状态，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人处于恐惧之中。

在2018年，发生了深圳佳士科技事件，工人要求获得更好的待遇，以及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工人运动得到了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为代表的全国高校学生的支持。最终，工人和学生们被镇压，多人被捕。

在那以后，我国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不断地遭到弱化，虚化。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奋斗”，而从不强调工人权利。资本家不断地试探法律的底线，又不断惊喜地发现法律底线并不存在。

在2019年，杭州“有赞”公司在年会上公开提出“996工作制”，即每天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随后，各行各业的大资本家粉墨登场，纷纷为其辩护，例如马云所谓“996是福报”。由于实行996工作制的互联网公司员工收入较高，确实有一些低收入工人因被影响而认同高薪可以996论. 但是，实际上，资本家的宣传误导了人民群众：首先，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从来都是12小时左右；其次，低收入白领的雇主也很快学会了“996”，“奋斗”，“福报”那一套而并不增加工资；实际上，“高薪”和“低薪”是因为行业不同，技能需求不同，劳动力供需关系不同造成的，而不是说，互联网公司的高薪是加班造成的。

资本家发现法律明文规定996违法时，一开始态度是谨慎的，害怕官方维护工人权利，纷纷表态停止996，但后来，资本家发现这种危险并不存在，相反，就连《光明日报》这样的官媒也纷纷议论诸如“996难言违法”，犯下把不同量纲的数字相加的荒唐错误，却是他们阶级立场的真实反映。随后，997，007纷纷登场，所谓高薪反而不断在经济危机和不断增加的应届生中受到了冲击。

在2020年，提出把深圳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作变通规定或调整适用”，“允许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等等。深圳市宣传广告片“奋斗者，不寂寞”提出“加班不管多晚都有地铁和外卖”，却对超时加班已经明确违反劳动法避而不谈，引发网友愤怒。

在2019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多个场合强调：“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综合运用好刑事司法政策，能不捕的就不捕，能不诉的就不诉，能判缓刑的就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后来，这一“政策”又被多位官员反复提及，例如在2023年，海南省《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中又明确指出，“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有的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本是小说家言，却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如果说上个时代工人的问题是依法维权困难的话，这个时代，工人连纸面上的平等权利都已经不复存在。左派人士张宏良质问：“普通老百姓可以抓捕、起诉、判刑甚至超期羁押，民营企业家凭什么就可以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为什么不能对全中国人民都实行‘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让普通老百姓也享受这法治的‘红利’?”

随后，发生的故事越来越诡异，

江苏扬州两员工因拒绝加班被法院要求赔偿1.8万元。

浙江建立“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针对多次行使劳动仲裁权利的劳动者。

武汉快递员鲁先生送了7个月快递，却倒欠网点近12万元。网点给他们的账单中，有许多罚款理由“让人无法接受”。数十位快递员一共倒欠网点100多万。

……

在上个时代，我们曾经见过一个总理亲自帮忙讨薪的政府。我们曾经看到，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农业税停收了，郎顾之争终结了国企私有化和大下岗，《劳动合同法》在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虽然受到资本家的重重阻挠却仍然颁布了，那时没有多少互联网产业，没有航母，也没有现在这个水平的物质生活，但是有一个真心为劳动者着想，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 大家都相信，没有的，也迟早会有。

而在法律体系崩溃后，即使物质生活暂时改善，也不能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因为这些改善随时都可能被一条命令夺走。劳动者不但不赚钱，而且还倒欠钱，谁还想劳动？我们曾经解放了西藏农奴，但21世纪的我们正在回归旧西藏的债务奴隶制。

至于生育，“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此时，负责任的成年人已经不再考虑生育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不那么负责任，只管生不管养的父母在生孩子。而接下来的政策就是对付他们的，这个恶毒的政策会导致即使是他们也生不下一个孩子。

3. 合村并居

对合村并居或类似的人口集中政策的摇旗呐喊是马前卒反动性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反动性又被其巧妙地包上了一层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此，不可不从头仔细分析考察。下面，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术语讲起，以揭露马前卒的反动本质。

4. 拳塔一体